闽西地区的历史地位？

宋代，实行中央集权制，防止了五代分裂局面的重演，当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，有利于农业和兴修水利的发展，促进了手工业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。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。适逢其时，正值客家民系形成、发展的关键时期，成就了闽西在闽粤赣边客家民系形成、发展、播迁的核心地位。核者，中坚也。核心地位，必具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生活环境，有雄厚的经济基础，较为发达的农业、手工业、繁荣的商业和便利的水陆交通，以及发达、文明的文化、教育，使之有充足的对周边迁徙、拓展并具生存、发展能力的人力资源。闽西，经唐末至宋末300多年的形成、发展，凸显其在闽粤赣边客家的核心地位。在这一历史时期，闽西汀州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。

闽西是地域概念，不是行政概念。即今龙岩、三明两市及闽西北、闽西南的客家县。阐述闽西在闽粤赣边客家的核心地位，本文仅以闽西汀州为例，兼顾其他。

闽西在闽粵赣边客家的核心地位，主要凸显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人口猛增，凸显人力的相对优势

闽粤赣边均为古越族故地。

据史载，闽西，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周《职方》为七闽地，春秋为闽越地，秦为闽中郡。汉高帝五年(前202年)，封无诸为闽越国，武帝元封元年(前110年)东越王余善反，“武帝迁其民江淮间，虚其地”，后虽“逃亡者，复立冶”，但仍属蛮荒之地。

汀州自唐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“检责诸州避役流民共三千余户，奏置州”始。由于唐末五代，南迁汉人主要从赣中、赣北，通过进入赣南、闽西的主要四条路线进入闽西，至崇宁年间(1102-1106年)，汀州增至81454户，至南宋宝祐年间(1253-1258年)，增至223432户，人日100多万以上。而赣南在北宋初的31万户，至南宋后期达32万户，赣闽边总计达55万户，总人口在250万以上，客家民系在闽赣边形成、发展。

而同一时期的粤东北、粵东，唐时还是蛮荒之地，人口稀少。北宋太平兴国四年(979年)至雍熙四年(987年)有户1568户，至元丰三年(1080年)，有户12372户。宋元之交，文天祥勤王抗元，梅民从者极众，碾转南粵，不复返。在梅州率众抗元的蔡蒙吉，孤城喋血，十室九空，被杀者不计其数，一片荒芜。元兵入占，也仅杨、古、卜三姓。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梅州仅辖一县程乡县的人口1686户，6989人。由于汀、赣客家人的大量入迁，至明嘉靖十一年(1532年)，程乡人口增至38366人，大埔近4万人，兴宁、五华两县分别增至4181人和9000人。

二、经济、文化的快速发展，凸显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文条件

(一)农业和水利兴修的发展

1.农业：唐置汀时，当地畲民仍“刀耕火种”。至北宋元丰六年(1083年)时，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诗赞时任知州陈轩：“平生所闻陈汀州，蝗不入境年屡丰”。农业得到很大发展，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。如宁化的“河龙”大米，在北宋景德元年(1004年)就成“贡米”。南宋的咸淳年间(1265-1273年)，建宁的“建莲”就著称于世。特别北宋时，福建从越南引进成熟早、抗旱强，适于普遍栽种的“占城稻”，闽西是主要产区。当时从福建取种三万斛，分到江淮、两浙路推广，当时河南汝州(今河南临汝)鲁山所种就是建安(今建瓯)的占城稻。当年南剑州(今南平)所载水稻优良品种就有11种之多。

2.水利：陂塘建设是宋代汀州兴修水利的重要标志。宋代汀州兴修水利30多处，有的还具相当大的规模，据《临汀志》载，如长汀县的中陂、何田大陂、南拔桥陂，宁化县的大陂、吴陂，上杭县的梁陂、高陂等。

(二)矿冶业和冶金技术的发展

北宋是汀州矿冶业的鼎盛时期，全汀矿冶机构设置28处，设有监、务、场、坑、冶机构齐全。产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等金属，多为富矿。为汀州后来农业、水利、交通运输业、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金产，宋英宗治平年间(1064-1067年)，“产金六州有汀州”。据(元)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18《坑冶》载，诸路坑冶金数中，汀州金167两，居全国八路坑冶金数第三。

银产，据(清)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《食贷》载，宋元丰元年(1078年)前，汀州新置银场务共16处，有2务10场4坑，产银元额四千七十五两，元年收二千三百二十两。据清版《汀州府志》载，宋时赋役，汀州上供银七千九百四十五两八钱三分五厘。大礼银，每遇大礼年份，解银二千两。铜产，宋治平中(1064-1067年)，全国铜产汀、建、南剑、邵武等十二州、军共四十六场，汀铜产有8场2坑。宋时铁产，全国有4监20务25场12冶，汀州铁产有四务。铅产，宋天禧二年(1018年)，全国36场，汀州有三场。铅产元额一百六十斤，元年收四十九斤。

“灌钢技术”的广泛应用，使铁器的刀口更加锋利，使生产力空前提高。据宋科学家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载，“点铁成金术”的王捷，就是出于闽西汀州的北宋初突出的冶金大师。

(三)纸业和雕版印刷的发展

闽西盛产竹类，北宋后，汀州造纸业相当发展，如长汀的“玉扣纸”，连城的“宣纸”。

纸业的发展带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，唐五代开始应用的印刷术，北宋时已普遍应用，南宋时更加发达。国子监的监本、各地官府、书院、家塾也印书，民间书坊、书肆、书铺，则分布更广，刻书、卖书成为事业。东京(今开封)、杭州、蜀中、福建是北宋四大印刷业中心。当时建阳的麻沙、崇仁两镇，长汀的四堡和后来的宁化雕版印刷业均有较大的发展，以其纸质优良、字体秀丽、装帧精美而行销海内外。

三、汀州航运开通，凸显汀州最大物资集散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形成和繁荣

汀州在唐代运食福盐，福盐质次价昂，供应严重不足。民间私盐质优价廉，故民间交易非常活跃。朝廷明令禁卖私盐，颁布“榷盐法”，对食盐实行专卖，故官民矛盾紧张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“更运潮盐”，迫在眉睫。南宋绍定五年(1232年)，汀州知州事李华、长汀县令宋慈组织百姓开辟汀江航道。

航道的开通，促进了汀州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。汀州成为闽粤赣边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和商贸中心。繁忙的汀江，“上河三千，下河八百”，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兴盛。《临汀志》载，汀州宋开庆元年(1259年)，有户218570户，口453231，其中汀州坊市人口(即非农业户)150484人，占当时总人数的28.15%。可见当时汀州的工商贸易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。

宋代，特别是南宋，南方经济空前繁荣，棉织业长足发展，造船业异常发达，制瓷、造纸、印刷业等也超过前期。

在古汀州的客家社会和家庭中，广泛流传着“家财万贯，不如薄艺在身”等谚语。在客家社会里，泥、土、瓦、木、石工、裁缝制衣、打铁、金、银、锡器具、竹篾器具、造纸、印刷、蓝靛印染、雕刻、刺绣、船工、牵夫、抬轿、挑夫、教书、行医、司仪、戏班、傀儡、杂耍、鼓手、粮食、豆类加工、屠宰、阉鸡、阉猪、剃头(理发)、炊事、烹饪小吃等各行各业，门类齐全，百业尽有。真可谓村村均有，乡、里遍布，县县有特色。这就是汀州坊市人口占比如此高的原因之所在。这是汀州客家生存、发展的一大人力资源，也是工商贸易发展和繁荣的必备条件。

当时，汀州集市体系完整，墟市、镇市、县市三个层次皆有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(976-983年)，汀州就有了镇市，至元丰年间(10781085年)，镇市有较大发展。据载，宋代汀州共有集市31处，元时虽一度萧条，但明清时，汀州依然是“寰阓繁阜，不减江浙、中州”。

有资料载，仅长汀、上杭境内的汀江沿岸各有30多个村庄从事撑船业，木船、船工及码头工人，造船作坊、砍伐工人等众多，真是客家人开发了汀江，汀江养育了客家人。

当时的汀州城和汀江成为“十万人家溪两岸，绿杨烟锁济川桥”的一派繁荣景象。汀江航道的开通，使“千嶂深围四面墙”的汀州古城，成为“南通交广，北达淮右”，“一川远汇三溪水”，通过汀江、韩江，直下潮州，奔向海洋，通往世界，成为古代“一带一路”的起点和通往世界各地的客家重镇。

四、文教的普及与成就，凸显汀州文教的繁荣和比较优势

宋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文化、教育和科技发展鼎盛的朝代。宋真宗的尊孔崇儒，宋仁真的科举崇儒，大大推动了文教事业的发展。

汀州创学于宋天圣(1023-1031年)间，“天圣中，因庙始创学”。汀州六县(长汀、宁化、上杭、武平、清流、连城)均在宋代办有县学。崇宁元年(1102年)，“天下诸县皆置学”，汀州州县普及率达100%，而全国州县普及率仅44%。

汀州的“崇文重教”蔚然成风。“自宋逮明，人文日盛”，“汀之人既家礼乐、户诗书”，汀州成为“稔知闽汀人文渊薮，龟山先生桑梓焉”。汀州已是“今习文事”，“今趋科名”，“今则土类宦游，视为乐土”。

为鼓励和促进文教发展，“宋绍兴五年(1135年)，以延、建、汀、邵四州民生子多不举，因令州县置仓，遇生子者给米”。各县设有“举子仓”“贡士庄”等。宋代各地共设31处，汀州就有5处。当时的汀州，书院林立，社学、私塾遍布。如宋代汀州林所创的“洞天书院”，李华所创的“卧龙书院”，连城罗从彦讲学处的“仰止亭”和丘氏书院等。从宋、明两朝进士、举人的总数和县均数可见，汀州在赣南、梅州三地中均占优势。

宋代进士：汀州168人，县均28人。赣南234人，县均18人。梅州10人。

明代进士：汀州54人，县均6.75人。赣南49人，县均3.06人。梅州13人，县均2.16人。

明代举人：汀州259人，县均32人。赣州273人，县均17人。梅州127人，县均21人。

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客家风情》一书的统计，北宋至清末，汀州有76位较知名的诗人，如北宋的郑文宝，明代的李鲁、刘坊、李世熊，清代的黎士弘等，绘画书法界有“杨州八怪”之一的黄慎及其老师上官周，扬州画派的佼佼者、“诗、书、画三绝”的上杭华喦等。